[转载]现在人的精神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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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盏明灯。由于现代人太重视物质与感性的生活，精神生活被一片朦胧的物欲所笼罩，而顿感迷失。本篇旨在分析现代人困顿的精神现象与特质，阐述禅的本质，并说明禅对现代人提升精神生活及追求实现的生活之重大意义。

　　禅对于现代人而言，是提升精神生活的艺术，是促进吾人实现人生，从而获得丰足与自在的清醒剂。它使我们更坚强，更自由，更有能力过创造性的生活。

　　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成长，生产与管理方式骤变，上班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生激烈变化的情境。在开放的社会下，自由思想导致价值判断的分歧，精神生活面临重新适应的难题，引发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困境与苦闷。同时，这些苦闷正与现代人的功利主义、感性价值和纵欲贪婪息息相关。它表现于许多心理病症和不合理的社会行为上，例如空虚、忧郁、焦躁、紧张、失眠、迷信、自我麻醉等。目前我们正面临著许多精神生活的大难题，否则自杀人数为什么跃居我国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九位？离婚率为什么节节上升？青少年犯罪为什么不断增加？还有大家乐为什么会狭著迷信的余威，横扫我们的社会，影响到社会安宁和生活秩序？于是我们急需对冶之道。特别是对于精神生活的调适与提升。

　　禅是中国人文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成就。它是一种生活的实践，而不是一种烦锁的知性哲学，也不是一门心理学。它是教导人类走向心灵自由，重视生活的实现性，使自己活得喜悦自在的“见性”方法。它能引导人们解脱对现象与欲望的执著，摆脱理性与非理性的压抑，让一个人醒悟过来，发现真我，过创造性的喜悦生活。

　　由于禅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开启生活智慧，使一个人从苦闷和执迷中醒悟过来的法门，故最能符合现代工技社会的需要。它不但能使我们更有能力享受科技的成就，亦有助于我们超越精神生活的困境，品尝到清馨悦乐的生活之泉，获得真正的丰足与自在。

　　从禅学的观点来看生活，生活无非是内在的“我”和外在的“境”（即环境、价值观念、欲望等各种刺激的总称）之间的互动作用。在这交互作用之中，产生了种种的认知、意识、情感和情绪等经验。然而，我们常常把这些互动的经验当做心理生活的本身，以致受到它的干扰。于是喜、怒、哀、乐于焉牢缚心头，贪、瞋、痴、慢成为我们平心静气的障碍。原本清新自得的生活情趣消失，真知卓见的创意被蒙蔽。有朝气，有活力的精神力量也就颓废了。禅就是要启开我们的心智。从桎梏走出来，再度生活在喜悦自在的生活里。

　　生活上曹遇到挫折是很平常的事，但我们会常常气忿不消，是因为我们被挫折这个“境”牵著鼻子走。当我们发现一件喜欢的玩物，就梦寐以求，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就是被“境”迷住了，以致影响了平常自主的生活。再说，当我们听到一件消息而有不平之鸣，或看到一件不合我意的事态，即刻反应出强烈的愤怒之气，这也是受到境的牵引。

　　受“境”牵著走的人，必然失去本有的智慧，失去自由与持平的判断，精神生活也就容易失衡，从而产生偏执、愤怒、不安、焦虑、报复、逃避和暴力。

　　禅的祖师们在精神生活上，有其独到真切的体验和发现。唐朝赵州祖师指出：“平常心是道”。生活本来就是平易贴切，纯朴喜悦，有言思想上无需增加一分多作余的“佐料”。只要平心静气地待人处事，便能体分个中的情趣。无论求学、做人或处事，只要你不加一分“作为”，就能平心静气，有真知卓见。只要加一分心思去强求，那么求功造作就会使智慧之门为之顿塞。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吃饭、睡眠、工作、旅行、谈笑、休闲，只要你不被子境转，不执著在境里去作为，一切自然顺心，喜悦自在。

　　生活在工技社会的现代人，由于价值观念的纷歧，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思想与生活适应的失调，造成了许多精神生活的难题。很明显地现代人是被许多“境”所困，是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种种科技之境所困。现在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困住我们的境究境是什么。

　　现在我要透过禅学眼光和应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发掘现代人在精神生活上所面临的“境”。所谓境，就禅学而言，就是心灵成长与自由的障碍，它使我们失去活泼有智慧的生活。

　　台湾地区自光复以来，在经济发展上确实称得上突飞猛晋，在各项建设上也颇多成就。成功的典型使许多开展中国家以羡慕之情，学习我们的发展过程，视为一种模范，这不是争的事实。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裕，教育程度的提高与普及，科技与工业的拓展，无一不是昭昭可见。

　　在短短的三、四十年之间，我们迈入临界于已开展国家的境地，于是往日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销声匿迹，过去纯朴简单的生活环境不复存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感已被淡忘。而天天与这美丽之岛，婆娑之洋，相互为伍的质朴生活，已成为记忆中的诗篇。它只能在文学中，偶尔忆触其中的一二罢了。现在，随著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适应上的难题。这些给题就是精神生活的“境”。兹分析如下：组织化的工技社会

　　我们从纯朴的农业生活中，一跃蜕变而成为工技的社会，连原来的农村，也变成“工业的农业”。长久以来适应惯了，而从未加以怀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意识，开始受到挑战。赤裸裸的现实，把人们从过去敬天法祖的伦理观念中，骤然拉到需要强烈竞争的跑道上。请注意！在运动场的跑道上，绝没有和谐的情感，只有一味的竞争和势在必得的欲望。

　　工商企业发达了，经济生活发改变了，社会结构发生激烈变迁。生活由悠游变为紧张，由和谐的韵律变为竞争的忙碌节拍。情绪生活和内在的情感，变得烦躁而无以自止。

　　农村的人口拥向都市，大家举目无亲，都成为流浪者。新的人际关系系统还没学会如何建立，自己已经陷于孤立和疏离。人成为社会洪流中漂流的一片孤零零树叶，情感生活变得匮乏。都市里灯红酒绿和无尽的诱惑，使人走向老子所谓“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心病。

　　思想上，因为我们的教育必须配合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于是特别强调感性的教育。我们教育孩子竭尽所能学习科学、求证和对物的发现与了解，结果疏忽了对“人文精神”的启发。固然不错，我们教导了不少生活与伦理的知识，也在课堂上解释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重要的概念。但平心而论，我们没有教学生如何在现在的社会情境下，去过成功的生活。

　　我们越是在教育界上追求与努力，生活的真理似乎距离我们越远。我们作更多的严格的科学训练，思想却越对生活表现出无能、迟滞、琐碎与僵化。因为我们在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有可以证验的才是实在，只有能分析的才是可靠，只有能感觉到的才是真实。结果生活成为追求物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逃避精神苦闷的梦魇。至于物质与感性之外的超感生活，内在精神世界的陶冶，就更不受重视了。

　　当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枯燥乏味，从早到晚为了追求物欲和孜孜不倦地与别人比较竞争时。我们开始遗忘了自己，落寞感越来越严重。心理生活空间也跟著狭隘起来，结果精神生活陷入无奈、焦虑、不安和病态。

　　工技社会和企业化的经营，使许多原先在农村自力更生的农人，开始拥入城镇。新一代的年轻人，随著工作的性质，被区分为白领阶级与蓝领阶级。这些人仅管工作性质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以上班的方式谋生。目前绝大部分的人口是在企业体系下，作为上班运作系统的齿轮。于是社会学家们就把这些新的人群收做“上班族”。现在我用詹宏志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上班族的生活现象，他说：

　　“上班族的生活有什么特色呢？上班族是一种以付出心力或劳力，来换取生活工资的人群。这些人要为他们自己的职位或工作负起责任。他们都要归属于某一公司或老板，每天上班下班，循环不息，犹如星体的运行。更确当的说，他们好像一个机器的齿轮，没有自由，只是一味地听命于一个指挥的作业系统。他们的悲、喜、哀、怒都在这个封闭的体系里，其前程与命运也难脱这个轨道。

　　“上班族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作息不但是整个城市乡镇的呼吸，而且也成为社会运作的主干。每天他们从床上挣扎著起来，紧张地赶往他们的工作地点，于是城市活络起来了。汽车巴士阻塞拥挤不堪，噪音尘埃充斥空间，城市成为紧张焦虑的温床。入夜之后，上班族无意识地返回自己寄居的蟹似的家。城市再度沸动起来，华灯初上，灯红酒绿，餐厅开始吆喝著食客。这就是上班族的一天。”

　　上班族有理想吗？能主动决策吗？答案很明显，没有。即使有，也只不过对他操作的工作，作例行性的执行。于是他们主动与创造的天性开始遭到抹杀。日子久了，他们的精神变得死气沉沉。你从上班族紧张而缺乏活力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苦闷。

　　上班族有文化吗？詹宏志先生指出：

　　“没有！我们的上班族有的只有反文化。离开学校上了班就不再读书，这是反文化之一。工作之余别无目标，只是声色之娱，这是反文化之二。过河卒子拚命向前，不再修养成长，这是反文化之三。呼朋引党彼此争斗，人际关系等同智慧，这是反文化之四。”

　　上班族不只面临著上述的精神困境，更严重的是在彼此模仿成习的情况下，把反精神生活当做一种时髦，它形成了现代人勾魂摄魄的“境”，把我们牵引在迷失的歧路上。物质化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不断的发展，新产品与市场的开拓成为全国上下全力以赴的目标，那是我们这个海岛赖以维生的必然途径。于是生产与交易的思想，成为我们价值的主体。我们想尽办法要生产及出口更多的货物，这个概念已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这个奋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不知不觉中物的价值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心理生活之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于是，我们正同弗洛姆（E,Frcmm）所说的：“在这个程序中，人把自己变成了物。生活变成了物的附属品，整个生活被‘拥有’的价值所吞没。生活的目标原来是完美的人，现在变成了完美的物。”我们有物才有安全感，同时也只有为物工作，似乎才是正常的生活态度。于是生活本身的价值与生活活动脱了节。

　　这一来，我们的精神生活丧失在对物的追求之中。我们以拥有物的多寡来鉴别生活是否光采，以能消费更多美酒佳肴，表示自己的体面和尊严。我们用物来娱乐自己，自己却变得更贪婪、更匮乏、更空虚。我们想尽办法用酒色财物来防卫自己，却永远填补不了心中空虚不安的黑暗之洞。

　　我们把奉行几千年的伦理和道德格律，视若具文，当做故宫里的古董、珍玩来谈论，或者当做装饰品来打扮自己，而很少能把它当做生活的格律和引发精神振作的火石薪传。

　　我们很爱面子，却打肿脸充胖子。爱说冠冕堂皇的格言，骨子里则说而不做。我们爱讲情面，但往往把是非与情面搅不清楚。而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物质化的人际和交易性的价值。这种物化的价值与本性中追求意义的天性，发生严重的割裂，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空虚感。

　　人越是渴望物质来填补空虚，就会越变得贪婪。到最后，则会因为物欲薰心而疯狂。不但失去理性，失去真情流露的情感受，同时造成了生活上的错乱。

　　当生活被物“境”牵著走的时候，自己便有著不能自制的无力感。爱、责任、慈、悲、喜、舍等等代表生命活力的本质，就被抑制在潜意识，形成了一种不安的心理动力，引发了价值的紊乱。

　　我们已经遭到许多精神生活被境转的实际困难。当人们得到某些财物时，便显得得意忘形的激动，或者刺激寻求更多的囤积，成为真正的“物奴”。当人们在追求权力时，也同样表现出对权力的错乱，想拥有它，错认它为一种引以为傲或防卫机制的护墙，疏忽了权力本身是一种责任的神器。至于爱情那就更不用说了，对许多人而言，爱是一种被物化的东西，不是人类相互关怀，相到给予与尊重的美德。然而，对现代人而言，爱情是有对等条件的，是可以交易或剥夺的。大家把爱当做一种心理需要，那是一种低级层次的认知。真心的爱是一种光明主动的人性流露。

　　我们确实因为对爱的错解，已经导致许多麻烦。大部分的人相信婚姻就是性生活的别称，而性的活动一直被认为是婚姻赖以维持的重要活动。结果性行为似乎是因爱而起，相反地，把千奇百怪的性行为或倒错行径误作是爱。这就犯了罗洛梅（Rollo May）。所谓的割裂（schizod）当我们处处是在“作为”时，我们是被色、受、想、行、识牵著走，便失去了如如不动的本质。那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病症。

　　现在我们连家庭制度和最完美的家庭伦理也开始动摇了。就拿离婚率来说吧，根据七十四年的统计，国内有十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二对结婚，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八，而离婚者则达二万一千一百五十九对，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一。这个数目看来并不起眼，但是如果把当年结婚与离婚的对数加以比较，我们发现每一百对结婚者之中，就有十四对离婚。这是一个惊人的大数字，也表现了在我们的社会，正走向缺乏真爱的现象，而将来会有更多无辜的孩子，成为离婚父母的牺牲者——他们得不到正常的爱和心灵的滋润。

　　精神力量是维持一个人坚守原则，维护正义的主要根源。我们的学校教育虽然强调精神教育，但是所给孩子的都是知识，或者要他们记忆一些考试时可取分数的抽象观念，很少涉及到知与行之间的融合、体验和历练。这种没有实际体验与回馈的认知，充其量只是一种知性化的东西。它很难达到荀子所说：“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的境地。行为与道德的知识，一定要在与别人相处中相互回馈而学得。只有知性的了解，所造成的知性作用，不中能实现为真正的善行。

　　我们新一代的社会责任低落，内心空虚，一味追求唯感的享受。许多心理学者认为它是青少年时期的自然现象。我不敢断言那不是自然现象，但我敢肯定如果不透过有效的指导，让他们负起责任，品触到自制自立的喜悦，他们将沦为唯感的奴隶。

　　当一个人作了主的时候，就是被境转了。这时候很容易被引诱，无力自制与自拔，这就是犯罪的原因。我国的犯罪人数每年在增加，六十六年犯罪人数为十四万七千九百零六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八点七。到了七十四年犯罪人数高达二十二万一百零九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十一点四，为六十六年时的一倍半。其中以财产犯罪居首位，犯罪者以小康之家为最多，占全部犯罪的百分之四十二。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了现代人并不能“衣食足而知荣辱”，而是严重的拖物化，只顾贪图享受，而成为物奴。　　感性的价值观

　　价值观念是我们衡酌待人处事的天秤，是引导我们思考、创造和如何实现人生的契机。追求价值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价值观念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没有价值观念。因为失去价值观念便失去做人的原则。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念可以彼此不同，但不可以否定人性，或者违反人性。因为否定与违反人性，等于绝灭了人类赖以活得幸福的通路。

　　人类的价值理念，就其分类而言，可分为理念文化、中庸文化和感性文化。理念文化崇尚性灵的追求，而忽略了生活的本身。感性文化强调感官的满足，因此所有看不到的，不能证验的，都被否定，以致失去了属灵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引进欧美的科技文明，力求建立一个经济强国。但是中国原有的理念文化渐渐式微，而走入价值的歧途。我们唯利是图，视声色之娱为常道。感官成为对错、真假与价值判断的根据。于是我们失去了超感的经验，失去与宇宙相互交流，并享受“与天地等参”的生命意义。

　　感性的价值使我们生活在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生活模式里。我们用数量来看周遭的事物，美和喜悦悄然消失。我们用感觉去了解生活，自己就成为物的追逐者。我们追求唯感的享受越多，越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富足。在乏味的经验主义和庸俗的功利观念下，我们变得贪婪，在意志上不堪一击。而心灵生活变得空虚与窄化。

　　在唯感的生活价值体系下，大部分的人失去高级宗教信仰，失去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等实践性美德，而使自己的精神振作不起来。感官原先是一种工具，是维护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则本末倒置：为了追求享乐，却牺牲了宝贵的精神力量。于是我们缺乏遭遇挫败时的抵抗力，产生精神生活上免疫力不全的症候。因此精神官能症的人开始增加，性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或身心证（psychopysiological disorder），以及生活适应不良的人口不断遽增。最常见的精神生活困扰是空虚、不安、焦虑、失眠、紧张、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失去理念性价值系统，加上感性文明下机械式生活与无止尽的竞争所引起的。

　　根据七十四年的调查，目前台湾地区之精神疾病者为数颇多，其中需要医疗照顾者约为总人口的千分之三，即五万六千人，除了“需要医疗帮助者”外，精神生活苦闷，而难以自处者，为数更为可观。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人令人警惕的现象：目前台湾十大死亡原因中，自杀已经是第九位（按：台北市为第八位）。

　　为什么说那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呢？根据佛洛伊德（S．Freud）的理论，人有求生的本能，也有求死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是人类成长进取的动力，它是绝对第一优先的动能运作方向。但是，当求生的动能无法实现时，人就有寻求死亡的本能的企图。试想，正常的人求生存都来不及，而一个精神苦闷者，却情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其精神生活所受到的折腾有多严重。

　　我们被感性的社会价值牵著走。它已经是我们文化形态的主要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不从中超越出来，寻求下一个中庸的精神生活，就会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工业技术与经济制度的受害者。

　　在感生文化体系里，娱乐是大从不可缺的一环。因此，大部分人休闲活动就是坐在客厅看电视，或者呼朋结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首先我们说娱乐吧，从娱乐的性质来看，就是我自己快乐不起来，空虚或无聊，所以我需要藉著外来的调侃，逗得自己乐而忘忧。就本质而言，需要娱乐似乎表示自己已经失去快乐，然后像饥渴一样，需要畏哺，需要被娱乐。试想，当我们的心灵贫瘠到需要用庸俗的娱乐来填补时，我们又是何其穷困呢？在理性文明的时代，诗歌与音乐，文学与艺术，无一不是开启心灵，引领我们走入怡然自得的悦乐。但是现在的娱乐似乎不是为了开启性灵，引领悟入完美自由的心灵宇宙，与大自然得到相契的清馨之喜，或实现与生活相即的圆融。现在的歌舞与流行歌曲，是用来消遗的，用来打发无可奈何的寂寞。

　　再看看我们的教育，在理念上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但实际上是为了升学，为了把孩子推向无止尽的考试与读书竞争。谁都知道那是错误的，但那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家都在不得不如些的情况下，把孩子送上考试之路，任由考试来摧残孩子身心的成长。我们的错觉是只要考取大学就有前途，因为大学的学位是看得见的“名器”，有了它就有了交化，就尽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但是在我的辅导经验中，发现许多大学生的心智与情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启发。孩子的理性与情感往往因为记诵太多考试的琐碎题目，而疏忽对性格与情感的引导，变得有些疏离。学校是读书或升学的地方，而不是孕育生活智慧与心智的地方，那上目前教育的缺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培养感性或缺乏原则的知识分子，而很难培养有常识、有担当、有道德勇气的青年。

　　国民中小学是每个人一生当中，最具决定性的时期。当我们以培养斗鸡的方式来训练孩子上考试擂台的同时，另外有更多的青少年历为学业竞争不过别人，不能时入特别班级，他们受到的打击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实每个人孩子都有自己专层的潜能，它像是一块环宝。由于大家只重视升学，相对的那些学业未能达到水准的孩子，就得不到充分的启发与关心。失爱的孩子是孤独的、寂寞的。他们遇有机会就开始投入为非作歹的帮派团体。那儿有得享受、有得纵空，更加倍容易在吃喝玩乐中学坏了。

　　感性的价值体系，使人失去道义，使人失去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真理。触目所及就是权势与名利，就是灯红酒绿，就是欲望的竞赛与享受。社会的风气就这样沉迷在唯感的柔弱梦魇里。　　意识与扭曲

　　由于过度重视物质享受和无止尽的竞争和追求占有，日复一日，使人们感到疲备与焦虑。由于失去了超感的生活，失去对真理的实践与信念，我们已成为宇宙和自然世界的畸型儿。在精神生活上，并发出许多奇异的精神困境与苦闷。这些现象很明显地是来自某些现行意识观念的扭曲或错觉。

　　第一种扭曲的意识是把进步错学流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教师一定标榜进步，产业界必然强调进步，各行各业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进步。“进步”原先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例如儒家就强调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就是进步，就是从旧的解脱出来，展现新的机运，而见诸于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与成长。没有进步就表示适应上发生困难，而无情的自然力量，就会把我们吞蚀。

　　历史学家汤恩比（A．Toynbee）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挑战与反应”的连续演出。每一个挑战激起一个成功的反应，而成功的反应又造成另一个新的挑战，接著又再产生另一个成功的反应，那就是进步。进步既然是一种美德，那么很快就成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的意识”。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如果被认为没有进步就是可耻，于是无论如何也要挖空心舅寻找进步，以免遭受赶不上时代之讥。

　　进步必须有真本事，要做得比原来的好，这谈何容易呢？于是进步的意思开始被扭贡——我虽然不能创造，但总可以赶流行，以免有落伍的自卑。

　　流行是一种不甘寂寞的心理反应。它不具有选择性和判断性，而是一相情愿的接受。如果我们把这种风气，视为心理意识的传染，一点也不为过。

　　就流行的层面而言，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流行时装，流行发型，流行歌曲，流行的化装品或者各种娱乐。这些流行，我们给他取个雅号叫“新潮”。流行使一个人盲目地跟著别人走，失掉判断，更谈不上醒觉。

　　如果流行只是发生在上述的生活层面上，则无伤大雅。不过当我们面临明辨是非和处理正事的时候，如果也用“流行”来敷衍，那就有了问题。

　　第二种意识的扭曲就是标新立异。这是一种对创造观念的错觉。现在的教育最注重创造力的启发，鼓励孩子自由思考，发现问题，探索答案。由于引发学生创造思考的资料不足，于是孩子被娱导成乱发问题。我经常发现许多孩子是为发问题来满足“创造”的幻觉，而不是睦的发现问题或求知。许多老师告诉我，有不少孩子满口“为什么”，但所问的问题，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问的是什么？

　　创造力的启发是先遭遇困难与困惑，接著是引起寻找答案的动机，再次是进行探索与证验。但是许多孩子只被教以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已经成为创造思考的口头禅。而这个懵懂的“为什么”却成为创造力的障碍。

　　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当人们无法创造时，总是自卑并带著难耐的不自在。在心理运作上必须突破这个困局，于是有了两种可能的反应。其一是既然无从突破现状，获得创造的满足，那么我就用夺取或暴力来破坏。这诚如弗洛线姆所说：“我既然不能用创造来实现自己，那么就用破坏来获得凌驾的满足。”我们必须注意，抢夺与窃盗犯罪者的年龄分布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才占百分之二十五；其在二十四至三十岁者占百分之二十四；而十八岁到二十四负之间者占百分之十五。很明显的，犯罪最多这段时间正是渴求创造的年龄。当他们无法创造时，就走向犯罪之路，以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或其他犯罪来填补心里的活动系统。

　　创造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当他不能创造时，他便以反向的发展，证明自己是“能够”主宰自己。在这种妄念之下，许多人因之铤而走险。

　　另一种瓣立异的方式是：既然我不能创造，良心上也不允许自己去犯法，于是改用一种坚持的态度，无端提升反对的异议，做出令人注意的行为，穿著奇装异服，表现沽名钓誉的心态。就是庞克（punk）来说，就充满暴烈性的反社会行为与反抗的本质。其行径标新立异，并强调好坏是一种“美”与“创造”，可见他们对于创造的渴求。他们撕掉一边袖子，剃去半边头发或眉毛，把头发染得五彩缤纷，甚至成群结队，砸破商店的橱窗。虽然庞克在台湾显得比较温和，但是追求标新立异的本质，并无二致。

　　追求标新立异并不是庞克的专属性格。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可看到为标新立异而作的庸俗文学、戏剧、艺术或行为，商业上的噱头，哗众取宠的言论，诸如此类与形已成为现代人普遍的性格之一。

　　第三种意识的扭曲是迷信。这是由信仰的错觉所投射出来的行为与思想。信仰本是人性的需求之一，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宇宙观与立命的加构，使自己有著置根、安定和定位的满足。但是信仰一旦走入僵化，就造成知性与觉性的萎缩，那时就使自己原有独立自主的真我，骤然变成向神祗摇尾乞怜的待哺婴儿。或者无助地期待神佐时，其内在的光明本性，从而被欲望和尘劳所障蔽，而无知和愚昧就这样发展出来的。

　　信仰是追求真理与正觉的基础，正信是醒觉的起点。正信的随著修证和顿悟，证实自己的信仰大致不差。因此正信所引发的醒觉能把一个引入智慧的圣域。相反的，如果信仰是建立在对神的乞讨，建立在对欲望的神求满足，信仰即刻成为贪婪的工具，自己也沦为愚迷的奴隶。

　　当一个人直入低级信仰时，生活的创造力开始萎缩，听命于神祗，力图巴结与贿赂神祗。于是退化性情结与情绪即刻表现出来，他必须像寄居蟹一样，缩退到不是属于自己的躯壳里。背负著它，随时需要它的保护。

　　台湾的教育是普及的，在学校教育中对深信的破除虽然不遗余力。但是整个社会却脱离不了迷信的传统风俗。结果青少年一离开学校，便开始了一相情愿又带著半信半疑的心态，走入无助的祈法语与迷信，而认为它就是信仰，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于是错觉产生了，他们迷信于风水，迷信膜拜时祈求的奇迹，情不自禁地要接受比自己更愚昧的神棍蒙骗。

　　在社会上已产生了一种怪异的现象，“大家乐”就是其中最富贪婪与迷信色彩的行为。人们为了中奖，不惜到神胆面哀求，并将强烈欲求所产生的幻觉，视为灵应的神迹。于是多少“善男信女”，聚集在一颗大树下，祈求“神”的启法与显灵，那就是“妄”与“心魔”的结合了。在无知、迷恋与幻觉下，任何一个现象都被视为一种灵验，加以猜测与解释，像疯狂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乐”的赌风和迷信幻觉，成为横扫台湾的一种歪风。那是信仰的错觉，也是贪婪意识形态扭曲后的一种幻觉。

　　对神的崇拜是中国传统习俗，我们往往把一代伟人或圣人以神化而膜拜，而对神的信仰是建立在申明大义与开启人性智慧的理念上。然而，当我们走向“人神契约”或“相到勾结”而成为一种亵渎之时，人性已被愚迷和低劣的欲所完全障蔽。

　　第四种意识的扭曲是纵欲。这是因为自由观念与生活形态所带来的错觉。近代欧美的自由观念输入我国，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人身与财产上，都期求自由。自由诚然不贵，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固然不错在社会行为上，应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自由行为之准则。在这个前得之上，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行所俗行。但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自由与法治成为同时存在的“连理”，任何时地都不能把它分开。这是近代民主政治最辉煌，最具成就的一页，我闪可以称它为独步历名舞台的伟大建树。

　　但是人灰的生活并非只限于自由、民主、法治所建立的运作体系。我们还有另一面生活，它的范围远比外表所见的社会行为或行动还要大，那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理世界。它包括了情感、理性、欲望以及超感的种种反京应，我们统称它为佛性与烦恼。它们是共同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醒觉过来，不能自由自在的主宰自己的情感、欲望和妄念，我们就会变成脱缰之马，纵欲无度，被无明所缠缚。神会和尚说：“无明怀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无明依佛性，佛性依无明，两相依，有则一时有，觉了即佛性，不觉了解即无明。”当我们假借自由之名，为的欲为时，我们开始走向纵欲之路，而无法自制。这种情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得到心灵的自由，而是失去了心灵自由。因为自由的佛性和理性判断，已被“自由的纵欲”所控制，而失其人性的光明面了。

　　纵欲是我们社会的现象之一，声色之娱，挥霍无度。只要能享受的，我们假“自由”之名，毫无忌惮地大快乐朶颐一番，然后美其名说“人生机何，对酒当歌”。社会上一片奢靡，而色情泛滥更是严重。它给现代人事业来病态的生活和无尽的精神困扰。

　　自由本业是生活的“神器”，对维护社会生活与政治运作极为重要，对个人心理生活这亦复如是。生活最重要的是“心灵自由”，能明辨是非，自我瞬一，从种种“境界”中醒觉过来，那是自古以来修身养性之要。

　　如今把自由错解成为所欲为。只要能躲过法律条文的限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做，而纵欲之风，将使更多人埋葬在欲火的愤场。过度的欲望是现代人心理疾病的原因。

　　思想自由必须懂得“无作为”的智慧，意见不同可透过价值制衡得到结论。但是当内心里存在著一股欲力在催动时，我们就会偏离上述生活之道。

　　以上四种扭曲的意识是我们生活与思想上的“魔境”。如果我们以慧眼去看它，它就冰消瓦解。如果我们趣了执著，我们就会陷身于愚昧的困境，得不到超越与提升，永远脱离不了心病。

　　精神生活的困顿是因为内在的我被境所牵引而造成的，人一旦被境转，光明的本性就被董染，而成为有成见，有罣碍，有恐怖，有颠倒梦想的无明。那进贪、瞋、痴、慢也就像尘垢一样，把自在清净的本体变成污浊的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