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公上人辑录老人言

南无无量觉

可以
说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思想中，最富有民主色彩的光辉思想。《吕氏春秋》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从而主张(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吕氏春秋?恃君》）。贾谊说：(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
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新书?修语下》
）。魏征在其所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对《六韬》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的话，共摘引了三处，用以告诫唐太宗。唐太宗也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
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贞观政要?论政体》）黄宗羲提出，贤君明
主的标志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说明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从《六韬》的这一光辉的命题中吸取了充
分的营养，其影响十分深远，真是饱含着真理的《老人言》！
领导者(无为而治)，清净寡欲，(善与而不争)
《六韬》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及其生成万物，是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天生四
时，地生万物)，(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
藏，万物静)，(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天无为而成
事)，是自然无为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应该效法自然，(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
纪)，(圣人守此而万物化)，实行(无为而治)。这是吸取了道家《老子》的
思想，黄老学说与《六韬》思想都对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六韬》在总结历史上统治者被人民推翻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统治者(好财利
，巧夺万民)、骄奢淫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把(无为)的内容规定为统治
者不与民争利，即所谓(善与而不争)。什么是(善与)？(薄赋敛，则与之)
，轻徭薄赋即是(善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便是(民无与而自富)，由于
(无取民者，民利之)，减轻了赋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物质利益的要
求，便争得了人心，这就叫做(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从而实现了(从无取
于民)到(取民)的转化。
能否实现(善与)的政策，关键在于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做到清净寡欲：(圣人
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
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所谓(静之)，即指君主要
克制自己的欲望，清净寡欲，(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具体的说：(金银珠
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
室不垩)。只有如此，才能不与民争利，(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实
行无为而治，(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
《六韬》把(无为)规定为领导者的清净寡欲，不与民争利，遵照客观规律，不
要瞎指挥，安民而不扰民。这对汉唐盛世是有深刻影响的，西汉初实行清净无为
、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政治上得到了安定，经济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与《六
韬》(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六韬》在两汉盛行，正是由于它为当
时的政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直接促进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之所以出
现(贞观之治)，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权的巩固取决于人心的
向背，从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领导者的骄奢。例如魏征说：
(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位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
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固可以无为而治)。（《资治通鉴》
太宗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临终之际，告诫皇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
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
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资治通
鉴》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魏征和唐太宗的这些话，不仅与《六韬》的思想一脉相
承，某些词句甚至极为相似，这也说明《六韬》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
国古代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真是饱含着智慧的《老人言》！
严格依法行事，(杀贵大，赏贵小)
《六韬》重视法治，把能否实行法治视为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文王问太
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通则民大利，
大利则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
法，是以法令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沈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六韬》认为(不法法)是(国之大失)；(不法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
；不法法则邪不止，邪不止则祸乱起；不法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
法则国昏乱，国昏乱则臣为变；不法法则水旱发，水旱发则万民病；君不悟则兵
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
它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其中特别强调了(不法法)的危
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国以来，多数国家都公布了成文法，当时的问题已经
不在于是否实行法治，而在于有了法是否能依法行事。当时(不法法)的情况是
复杂的，如有(民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或有官吏不(忠正奉法)
，(暴虐残贼，败法乱刑)；或有(法政阿宗族)，执法屈从于权贵者等等，而
以最高统治者的(不法法)危害最大，因为君主(爱专制而擅令)，常(以私善
害公法)，从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六韬》主张不论君臣上下，贫富贵贱，都要
以(公法)为准绳。(贤君治国不以私害公，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法
不废于仇雠，不避于所爱，不因怒以诛，不因喜以赏。)反对君主以个人的喜怒
爱恶破坏公法。
《六韬》认为，推行法治的重要手段是行赏罚，(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赏
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全在于诚信，(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
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这样便可达到(赏一以
劝百，罚一以惩众)的目的。它还提出了一条(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所谓
大，系指权贵而言，因为法之不行，主要受挠于权贵，(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
刑上极也)，只有这样，才能(杀一人而三军震)；所谓小，系指社会的最底层
，当他们有功当赏时，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遭到忽视，因此要(赏及牛竖、马洗
、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