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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公上人辑录老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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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5 18: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可以
说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思想中,最富有民主色彩的光辉思想。《吕氏春秋》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从而主张(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吕氏春秋?恃君》)。贾谊说:(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
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新书?修语下》
)。魏征在其所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对《六韬》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的话,共摘引了三处,用以告诫唐太宗。唐太宗也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
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贞观政要?论政体》)黄宗羲提出,贤君明
主的标志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说明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从《六韬》的这一光辉的命题中吸取了充
分的营养,其影响十分深远,真是饱含着真理的《老人言》!
领导者(无为而治),清净寡欲,(善与而不争)
《六韬》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及其生成万物,是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天生四
时,地生万物),(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
藏,万物静),(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天无为而成
事),是自然无为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应该效法自然,(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
纪),(圣人守此而万物化),实行(无为而治)。这是吸取了道家《老子》的
思想,黄老学说与《六韬》思想都对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六韬》在总结历史上统治者被人民推翻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统治者(好财利
,巧夺万民)、骄奢淫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把(无为)的内容规定为统治
者不与民争利,即所谓(善与而不争)。什么是(善与)?(薄赋敛,则与之)
,轻徭薄赋即是(善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便是(民无与而自富),由于
(无取民者,民利之),减轻了赋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物质利益的要
求,便争得了人心,这就叫做(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从而实现了(从无取
于民)到(取民)的转化。
能否实现(善与)的政策,关键在于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做到清净寡欲:(圣人
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
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所谓(静之),即指君主要
克制自己的欲望,清净寡欲,(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具体的说:(金银珠
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
室不垩)。只有如此,才能不与民争利,(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实
行无为而治,(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
《六韬》把(无为)规定为领导者的清净寡欲,不与民争利,遵照客观规律,不
要瞎指挥,安民而不扰民。这对汉唐盛世是有深刻影响的,西汉初实行清净无为
、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政治上得到了安定,经济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与《六
韬》(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六韬》在两汉盛行,正是由于它为当
时的政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直接促进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之所以出
现(贞观之治),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权的巩固取决于人心的
向背,从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领导者的骄奢。例如魏征说:
(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位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
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固可以无为而治)。(《资治通鉴》
太宗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临终之际,告诫皇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
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
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资治通
鉴》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魏征和唐太宗的这些话,不仅与《六韬》的思想一脉相
承,某些词句甚至极为相似,这也说明《六韬》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
国古代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真是饱含着智慧的《老人言》!
严格依法行事,(杀贵大,赏贵小)
《六韬》重视法治,把能否实行法治视为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文王问太
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通则民大利,
大利则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
法,是以法令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沈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六韬》认为(不法法)是(国之大失);(不法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
;不法法则邪不止,邪不止则祸乱起;不法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
法则国昏乱,国昏乱则臣为变;不法法则水旱发,水旱发则万民病;君不悟则兵
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
它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其中特别强调了(不法法)的危
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国以来,多数国家都公布了成文法,当时的问题已经
不在于是否实行法治,而在于有了法是否能依法行事。当时(不法法)的情况是
复杂的,如有(民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或有官吏不(忠正奉法)
,(暴虐残贼,败法乱刑);或有(法政阿宗族),执法屈从于权贵者等等,而
以最高统治者的(不法法)危害最大,因为君主(爱专制而擅令),常(以私善
害公法),从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六韬》主张不论君臣上下,贫富贵贱,都要
以(公法)为准绳。(贤君治国不以私害公,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法
不废于仇雠,不避于所爱,不因怒以诛,不因喜以赏。)反对君主以个人的喜怒
爱恶破坏公法。
《六韬》认为,推行法治的重要手段是行赏罚,(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赏
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全在于诚信,(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
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这样便可达到(赏一以
劝百,罚一以惩众)的目的。它还提出了一条(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所谓
大,系指权贵而言,因为法之不行,主要受挠于权贵,(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
刑上极也),只有这样,才能(杀一人而三军震);所谓小,系指社会的最底层
,当他们有功当赏时,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遭到忽视,因此要(赏及牛竖、马洗
、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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