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水家易经

另一半人生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水书流传在黔南桂北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的水族聚居区，水族语言称其为“le sui”，音译为“泐睢”，文字符号类似于甲骨文，也有汉字古体字。“水书”指用水族文字写的书籍，也指书中的文字。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常将三者加以区别，把水书文字符号称为“水字”。

　　从目前发现的水书典籍来看，水字不像方块壮字、侗字那样用于记录民歌、民谣等，几乎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趋吉避凶条目信息。水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巫术用书，被称为“水家人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

　　有人说水书就是上古失传的《连山易》，有人提出它与东巴文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它比甲骨文更古老，当它与中原古文化联系在一起时，更增添了几多神秘色彩。

　　咸丰十年（1860），水书因西南巨儒莫友芝在《红崖古刻歌》中的关注，第一次进入学者视野，为世人所知，其文字、典籍、口诀和习俗构成了神秘的水书文化，令国内外学者惊叹。

　　由于水书历来是通过水书先生不断抄写和秘密口授的形式传承，所以保留下来的水书典籍最早是明清时期的手抄本，明以前的历史便不得而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文化密码的起源时间、内涵、流传等问题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水书？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水书与甲骨文孰早？作为占卜用书，水书与“易”有什么关系？水书在水族文化生活中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经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记者近日奔赴贵州省黔南州，寻访水书先生，探寻水书文字背后的神秘文化。

　　1 水书或为失传的《连山易》

　　水族村寨散落在大山深处，仿佛被时光遗忘的土地。水族人民历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农闲时围山打猎、下河捕鱼、织布刺绣，自酿“九阡酒”，竹木建造干栏楼……长期以来，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信仰。

　　据同行的水族学者、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教授潘朝霖介绍，水族崇信多鬼神，据不完全统计，其崇信的鬼神多达七八百个，草、木、鱼、山、石等，都被看做神。民间还保留着众多的占卜方法，如竹卜、石卜、蛋卜、铜钱卜、草卜等。

　　水书便是水族民间占卜的指导用书，亦称“鬼书”，因字形间或反写，又名“反书”。水书所记不是水族历史、日常生活，而是占卜吉凶、生活禁忌等信息，并用歌诀来解释凶吉所属。水书主要有两类：“白书”和“黑书”。“白书”是普通占卜用书，有560余种，民间的婚嫁、丧葬、营建、出行、节庆、生产、祭祀等一举一动都受水书的制约，水书先生利用水书来测吉凶，确定日期、方位等；“黑书”则用于放鬼、收鬼、拒鬼，水书先生家藏黑书者较少。

　　千百年来，水族人民把水书当做水家易经来尊崇、信奉，水书先生把依据水书进行的占卜称为“水书易”。“易”自汉代起，被尊为“群经之首”，古有“三易”之说，《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前两易早已失传。水书先生谢海潮家中秘传的名为“■”的手抄本水书（水语发音为“连木桑”，翻译成汉文字为“连山易”），引起学界关注。独山县委党校教务主任、独山县水书翻译研究办水书专家韦章炳经多年研究，认为“水书有可能就是散失了4000多年的《连山易》” ，这一结论震惊了国内外学者。阳国胜、陈东明等学者进行考证后，也认为《连山易》之说并不是无源而起。

　　水书最根本的宗旨是趋吉避凶，得益于面对高山密林的智慧，其条目中留下了水族先民征服自然的印迹。有与动物有关的“牛蛙”、“蛇伤”、“虎伤”，与植物有关的“姑秀”、“错项”，与人的祸福有关的“五富”、“天罡”，与山川有关的“地转”、“歹棒”，与生活器物有关的“翻梯”、“五锤”，与疾病有关“杀伤”、“胎伤”……

　　除了原始宗教信仰内容以外，水书还保存了亟待挖掘和破译的天文历法资料，如九星、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天干地支、日月五星、阴阳五行、六十甲子、四时五方、七元历制以及水历正月建戌等内容。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振江长期在水族地区考察，从事水书与水族社会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大概自明末清初起，水族就主要生活在广西、贵州相接的偏远山区，山高林密，瘴气弥漫，野兽众多，自然条件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各种意外导致的悲惨人身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受限于当时普遍低下的理解能力和生产能力，普通民众不能够解释，更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逃脱这些厄运，而只能归因于鬼灵作祟，水书因此应运而生，并长期影响了水族社会。”

　　事实上，水书就是水族人民在长期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是水家人农耕文明的精神文化典籍。

　　2 水字结构究竟是象形还是方块

　　从水书的行文体例来看，大多数是先注年、月、日、时，再注吉凶等。用毛笔，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骨刻等。

　　记者在三都县档案馆看到了馆藏的清朝水书抄本，图文并茂，除少数图画卦谱外，有很多文字结构为象形，简笔勾勒，以禾、鸟、虫、鱼、龙等撰写和描绘，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但水书典籍中并不完全是象形文字，有很多方块字，笔画简单，横平竖直，更像是汉族的古文字。

　　水族地区的很多公开资料称水书是“象形文字”的活化石，而学者对水字造字渊源则持有多种观点。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岑家梧认为，水字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1987年，王国宇在《水书与一份水书样品的释读》中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六类：类似古汉字、类似变体汉字、象形字、假借字、指事字等。1987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族文学史》认为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三种：类似古体汉字，有汉字倒写或反写；按物体形象描绘的象形字；借水语的象形字而表达汉音的形声字。1991年，李旭练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借字、创字和借创字三类。200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一书，认为水族文字构成以象形、指事、反书为主，存在个别会意、假借、音义等方法。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曾晓渝则认为，按形体及音义对应关系，水字分为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两类，按来源不同分为自造字和借用字，自造字多于借用字，水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

　　查看水书典籍的过程中，记者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字有很多变化。较古老的水书典籍中象形文字较多，并有对古汉字的借用或反写，而近代水书抄本中以方块字居多，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汉化的缘故。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院长韦宗林认为，文字的发展演变都存在讹变现象，水族文字也不例外。尤其是没有刻版规范传承的水族文字，讹变特点突出。他认为，导致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即随意性的异体书写、素养差距性、神秘性的神本文化意识、反叛性的反叛文化意识。

　　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由于所掌握的水书资料有限和认定标准不同，目前学者对于水书字数的结论仍不一。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有400多个，2004年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而专家在查阅的2000余卷水书中发现，同一个汉文字在水书中可能有十几个异体字，并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九星等单字上，例如，“乙”、“卯”等字的异体字各有数十个。据此，潘朝霖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水文字总量有2000余字。而曾晓渝在《水族文字新探》一文中认为，不同形体的水字共有1200多个，异体字除外，共有481个，其中文字符号383个、图像符号98个。荔波县档案馆从馆藏近1万册水书原件中收集到水字513个、异体字1097个。

　　3 水书渊源学界仍无定论

　　长期以来，水族地区通行汉字，水字并不记录水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民间仍保留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专为巫事活动之用的水书一直在民间小范围秘密流传。据水书先生介绍，现存的水书没有他们自创的书籍，都是从上一代或上几代手抄、口传沿袭下来。那么，水书究竟从何而来？

　　关于水书渊源，民间有很多传说，最广为流传的是水族先祖“陆铎公”创造水书说。很多脍炙人口的古歌古谣，传诵着他的丰功伟绩。其中一首大意为：“陆铎最聪明，他通晓日月星辰。他写水书传后代，写的水书指引后代人。陆铎最聪明，他全懂生死术数，掌握运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间的善恶心肠，与门徒共创立了水书。”而这些仅为传说，不能作为学术依据，且古歌中没有表明创制的时间和地点。

　　直到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提及水书，它才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音韵学家和书法家，对古文字颇多研究，被尊崇为“西南巨儒”。他在《红崖古刻歌》注中，对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评述，提出其“云自三代”、“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后人对此解读为，莫友芝认为水族文字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虽然该文中并未有详细考据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对水书研究起到了导引性作用。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族古文字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岑家梧、张为纲、吴泽霖、何耀华、曾晓渝、蒋南华等一批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调研，从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音韵学、天文历法等多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1925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这样描述：“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1942年，现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为纲在《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中，认为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尊崇巫师，皆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1943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区考察后，对水字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亦明确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得出结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二者被认为是“首开水书系统研究的先河”。1993年，水族学者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张振江认为，“水书非常可能出现于清代的初、中叶”。

　　曾晓渝在多年的水语研究基础上，对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进行比较后认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与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遗留，它的产生时间远远晚于甲骨文。

　　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同样基于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的对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水字是一种与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却远远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书初创于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伟大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感谢三都县委宣传部、荔波县档案馆和独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对本次独家报道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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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水家村寨寻觅水书古籍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水族人口有50多万，90%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等地。

　　记者来到独山县本寨乡天星村，这里完整保留了水族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寨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竹木林立，一簇簇干栏楼嵌在山坳里，错落有致。明晃晃的水田，耕作的水家人，犁田的水牛……水书就在这世世代代的宁静祥和中流传。

　　水族聚居区通行汉语，民间水族百姓多用水语交流。少数能读懂并使用水书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一般来说，只有水书先生家才有水书传承。

　　天星村的韦光荣是家传第十三代水书先生，很多学者慕名而来，考察其家藏的水书典籍。木箱子里的20多册水书抄本，破旧不堪，或书皮脱落，或被鼠噬，或缺页，据潘朝霖讲，民间水书古籍原件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开本大小不一，大本有16开本大小，最小的只有巴掌见方。水书封皮上有该书名称、抄录者姓名及年月日。从封皮看，抄本年代跨度较大，有清光绪、咸丰、嘉庆年间抄本，有民国抄本，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抄本。

　　韦光荣拿出其中一本，从封皮可得知，是“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韦顺杰”抄录的水书《正七》卷。他告诉记者：“韦顺杰是韦家先祖，《正七》是整个水书系统的‘头’，类似于基础工具书，读懂它，才能继续学其他卷本。”

　　韦光荣的水书收藏涉及面很广，有泛泛用书，如《玉石囊经》、《龙虎门反书》、《善龙正本》、《星宿》；也有门类很细的专用书，如《婚嫁卷》、《选婚之礼》、《媒八说合》用于婚嫁测算，《起造秘指》用于修建房屋，《採贼脚·累鬼》用来防强盗，《开山卷》用来选墓址，《杀牛部》为祭祖杀牛选日子，《锣鸣》是老人去世时鼓乐用书，《百宫之记》为看掌之用。此外，同一类书有更细的划分，如打井用书有很多，《八井生命大吉》（“井”的水语读音为“tan”）专为主人家本命年打井之用。

　　据韦光荣介绍，水书先生为村民服务，并不索取报酬，事后对方会送碗饭，或者用红纸象征性地包上与“6”有关的微薄报酬，如3尺6土布或3元6角钱。这一朴素传统延续至今。水族常用的3.6、36、360，被认为是吉祥的数字，一说与水历有关，一说为了纪念水书创始人陆铎公。

　　韦光荣家原有200多册水书，除捐给档案馆、赠给学者研究外，留下几十本家用。事实上，大多数水书先生家藏书寥寥，远不如韦家这么丰富。“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书被定为“牛鬼蛇神”，大量水书遭没收销毁，被迫藏于田间山洞的水书，很多遭水渍、虫噬而腐烂，保存下来的极少。韦光荣家的200多本水书，藏在干栏楼底层顶棚上，才幸免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