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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公上人辑录老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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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 1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赏一人而万人悦)。显然这里,
《六韬》吸取了先秦时期法家的思想,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
过《六韬》用(杀贵大,赏贵小)这样有强烈反差的语言,突出了赏罚的重点之
所在,这对于推行法治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证明,凡是真正按照这一原则做的
,法治就能得以贯彻。后人曾称赞诸葛亮说:(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
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孔明所以能令贤愚佥忘其身也)。(《武经七书汇
解?赏罚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重视《六韬》的原因了。
《六韬》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又不排斥儒家的仁义思想,并把(爱民)视为
实行法治的前提,主张(害民者有罪),这样就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思想
协调在一起。汉以后曾实行过王霸并用、外儒内法的政策,固然是对秦王朝灭亡
的教训的总结,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六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六韬》受到汉唐盛世的重视,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真是充满着辩
证法的《老人言》!
用人的标准及如何考察和识别(贤与不肖)
《六韬》重视尚贤、举贤,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不能
不给予高度的重视。(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
:不慎所与也)。
何谓(不慎所与)?宋人解释说:(此章『不慎所与』一句最重,诸葛武侯曰:
『亲君子,远小人,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世有与非其人而国不失者乎?)有国则有守,欲守国必先求得与我守国之人,
这即(所与)的问题。如果能够(上贤下不肖)、(修德以下贤),则能(王天
下);反之,(不慎所与),用人失当,(贤人逃隐于山林,小人任大职,无功
而爵,无德而贵,专恣倡乐,男女昏乱,不恤万民,违阴阳之气,忠谏不听,信
用邪佞,此亡国之君治国也)。必定失掉人民和国家。所以《六韬》论述的重点
不在举贤的重要性,而是用人标准以及如何考察识别的问题。
关于用人标准问题。(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太公作了原则地回
答,重在去奸锄恶,因为在社会动乱时期,鱼目混杂,(下不肖)的问题便显得
更加迫切。《六韬》用人的着眼点放在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同
时又十分注意道德思想质量和作风,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直到现在也都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如何考察和识别(贤与不肖)。(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
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
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
)。之所以有举贤之名而无举贤之实,是因为不能正确区别(贤与不肖)。它特
别强调,不能以世俗之毁誉为标准去选拔人才,因为(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
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
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而国不免于危亡)。因此必须有一
个客观的标准和考察的手段。譬如:(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
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举贤之道)的要点是
(按名督实)。(名)指官职以及这官职的职能、任务,(按名)就是根据官职
规定的任务去选拔人才,而被选中担任某种官职的人及其工作情况,被称为(实
)。考察其名实是否相符,就是(按名督实),这一套办法主要是为了解决(举
贤之道),即解决选拔和考察人才,这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真是具有深远意义
的《老人言》!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老人言》内容丰富而精辟,除《六韬》外,还包容了《孟子》、《荀子》、《
礼记》、《易经》、《易传》、《管子》以及佛经等,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一些治国理念、社会管理经验与智慧,现
在读起来,真是发聋振聩,震撼人心,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心地位处于优势以来
,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
理也很糟糕。)他认为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
法。(《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
司一九八五年版)
西方七十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九八八年在巴黎集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
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一九七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
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
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一九八八年一月
十四日《堪培拉时报》(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吸取孔子的智慧)作者:帕特里克
?曼汉姆来自巴黎的报导)
儒家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
以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这是在人类文明对话年(二一年),由当时联
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主持的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小组中,瑞士神学家孔汉思提
出的。
北京保利博物馆里展示着一个古代器皿,在器皿上共有九十八个字的铭文中,(
德)字出现了六次,说明了(德)字跟治国的观念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非常重要
了。而且,几千年来,(道法自然,以德治国)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轴心。
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极大的强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韧性。
《老人言》告诉我们:人类大家庭,以和平与宽恕相待,才能共存共荣,和平在
自己内心里。唯有爱好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幸福人生。唯有爱好和平,才能带来
和平。古今中外,大圣大贤的教诲,才是人类亿万代生存幸福之根基,才是社会
、国家、世界永恒长治久安之大道,不可不知也。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对联,上联讲的是(修己):(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
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
 楼主| 发表于 2017-7-2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
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
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
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
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
: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
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
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
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
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
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它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
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
用。)(见麦金泰尔《美德的追寻》,伦敦:Gerald Duckworth,一九八一年。
)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
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
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
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
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
,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愈来愈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
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
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
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
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显
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着
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
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见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
性?》,伦敦:Gerald Duckworth,一九八八年。)
这一点古人给予了精辟的阐述:(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
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
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
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
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
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
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
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
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
,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
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
,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
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
,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
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而废弃圣贤政治不
用的结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
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
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
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
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英人汤恩比言,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唯
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孔孟以孝、仁、敬、义存心,忠、恕为用;大乘以
真、诚为体,慈、悲妙用。深信圣贤教育,能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回头是岸。
)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
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
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
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
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
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
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
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
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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