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公上人辑录老人言

南无无量觉 · 发表于 2017-7-2 19:35

只有这样，才能(赏一人而万人悦)。显然这里，
《六韬》吸取了先秦时期法家的思想，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
过《六韬》用(杀贵大，赏贵小)这样有强烈反差的语言，突出了赏罚的重点之
所在，这对于推行法治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证明，凡是真正按照这一原则做的
，法治就能得以贯彻。后人曾称赞诸葛亮说：(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
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孔明所以能令贤愚佥忘其身也)。（《武经七书汇
解?赏罚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重视《六韬》的原因了。
《六韬》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又不排斥儒家的仁义思想，并把(爱民)视为
实行法治的前提，主张(害民者有罪)，这样就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思想
协调在一起。汉以后曾实行过王霸并用、外儒内法的政策，固然是对秦王朝灭亡
的教训的总结，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六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六韬》受到汉唐盛世的重视，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真是充满着辩
证法的《老人言》！
用人的标准及如何考察和识别(贤与不肖)
《六韬》重视尚贤、举贤，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不能
不给予高度的重视。(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
：不慎所与也)。
何谓(不慎所与)？宋人解释说：(此章『不慎所与』一句最重，诸葛武侯曰：
『亲君子，远小人，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世有与非其人而国不失者乎？)有国则有守，欲守国必先求得与我守国之人，
这即(所与)的问题。如果能够(上贤下不肖)、(修德以下贤)，则能(王天
下)；反之，(不慎所与)，用人失当，(贤人逃隐于山林，小人任大职，无功
而爵，无德而贵，专恣倡乐，男女昏乱，不恤万民，违阴阳之气，忠谏不听，信
用邪佞，此亡国之君治国也)。必定失掉人民和国家。所以《六韬》论述的重点
不在举贤的重要性，而是用人标准以及如何考察识别的问题。
关于用人标准问题。(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太公作了原则地回
答，重在去奸锄恶，因为在社会动乱时期，鱼目混杂，(下不肖)的问题便显得
更加迫切。《六韬》用人的着眼点放在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同
时又十分注意道德思想质量和作风，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直到现在也都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如何考察和识别(贤与不肖)。(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
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
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
)。之所以有举贤之名而无举贤之实，是因为不能正确区别(贤与不肖)。它特
别强调，不能以世俗之毁誉为标准去选拔人才，因为(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
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
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而国不免于危亡)。因此必须有一
个客观的标准和考察的手段。譬如：(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
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举贤之道)的要点是
(按名督实)。(名)指官职以及这官职的职能、任务，(按名)就是根据官职
规定的任务去选拔人才，而被选中担任某种官职的人及其工作情况，被称为(实
)。考察其名实是否相符，就是(按名督实)，这一套办法主要是为了解决(举
贤之道)，即解决选拔和考察人才，这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真是具有深远意义
的《老人言》！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老人言》内容丰富而精辟，除《六韬》外，还包容了《孟子》、《荀子》、《
礼记》、《易经》、《易传》、《管子》以及佛经等，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一些治国理念、社会管理经验与智慧，现
在读起来，真是发聋振聩，震撼人心，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心地位处于优势以来
，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
理也很糟糕。)他认为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
法。（《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
司一九八五年版）
西方七十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九八八年在巴黎集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
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一九七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
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
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一九八八年一月
十四日《堪培拉时报》(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吸取孔子的智慧)作者：帕特里克
?曼汉姆来自巴黎的报导）
儒家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
以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这是在人类文明对话年（二一年），由当时联
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主持的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小组中，瑞士神学家孔汉思提
出的。
北京保利博物馆里展示着一个古代器皿，在器皿上共有九十八个字的铭文中，(
德)字出现了六次，说明了(德)字跟治国的观念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非常重要
了。而且，几千年来，(道法自然，以德治国)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轴心。
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极大的强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韧性。
《老人言》告诉我们：人类大家庭，以和平与宽恕相待，才能共存共荣，和平在
自己内心里。唯有爱好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幸福人生。唯有爱好和平，才能带来
和平。古今中外，大圣大贤的教诲，才是人类亿万代生存幸福之根基，才是社会
、国家、世界永恒长治久安之大道，不可不知也。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对联，上联讲的是(修己)：(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
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

南无无量觉 · 发表于 2017-7-2 19:41

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
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
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
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
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
：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
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
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
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
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
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它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
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
用。)（见麦金泰尔《美德的追寻》，伦敦：Gerald Duckworth，一九八一年。
）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
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
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
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
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
，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愈来愈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
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
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
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
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显
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着
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
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见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
性？》，伦敦：Gerald Duckworth，一九八八年。）
这一点古人给予了精辟的阐述：(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
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
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
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
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
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
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
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
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
，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
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
，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
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
，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
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而废弃圣贤政治不
用的结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
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
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
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
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英人汤恩比言，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唯
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孔孟以孝、仁、敬、义存心，忠、恕为用；大乘以
真、诚为体，慈、悲妙用。深信圣贤教育，能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回头是岸。
)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
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
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
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
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
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
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
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
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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